1975年前后，昌黎县曾经办过一所“五.七大学”。总校设在县城，其余的各个专业分校都设在各工委所在地。新集工委办的是“红医班”，应当算是医学专业吧，校址就设在新集中学。当时我正在新集汽车站工作，在新集中学食堂吃饭，和“五.七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接触较多，对“红医班”的情况有些了解。

    在我的心目中，大学是高等学府，是为国家培养高等人才的地方，既神秘又高不可攀。区区的一个县怎么可能有能力办大学？不料我的这个想法遭到了新集中学郑校长的“批评”。在一次吃饭时，郑校长笑着对我说：“你说什么叫大学？大学、大学、大学就是大家都来学嘛！”虽然我不能给大学下一个准确的定义，无法反驳郑校长的观点。但我就是不相信，难道我心目中的大学就是“大家都来学”吗？

    “红医班”的教师来自卫生系统的各个单位。记得起来的有卫生局的韩老师、唐山卫校的董老师、防疫站的唐老师、地区医院的靳老师、县医院的丁老师等等。学员们大都是来自农村的赤脚医生，都和我的年龄不相上下，其中还有我的中学同学。在课余时间通过和老师们闲聊，渐渐的摸清了老师们的“底细”。董老师是中医、靳老师是外科医生、丁老师是内科医生，都是科班出身，正规医院的正式医师。这几位老师都有点真才实学，由他们来讲课还不算误人子弟吧。这些学生经过在这里的学习后，大部分都成为了农村的医疗骨干，有的学员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还转为了正式医生，调到了医院工作。偶尔我去医院看病时，还会遇到他们。我们一起回顾在新集的那段岁月时，都感到非常难忘。说起我“听课”的故事，还会哈哈大笑。

    那是一天中午，我下班较早，就提前去吃饭，免得和同学们赶在一起要排长队。趁着同学们还没有下课，我和几位没课的老师买好了饭菜，蹲在食堂门口的井沿旁边一边吃一边聊。正在这时，几位新集中学的老师边走边笑边窃窃私语的也向食堂走来。我就问他们，有什么可笑的事情发生了？有一位老师很神秘的对我说，刚才他们几个去偷偷的听“红医班”上课了，很好笑的。我就感到很奇怪，当老师的听课是习以为常的事情，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让这几位老师笑个不停？我再追问下去，他却不说了，反倒对我说，现在还没下课，你可以自己去听听呀！

    这个悬念确实吊起了我的胃口，好奇心促使我一定要去看个究竟。我三口两口的把菜吃光，手拿半个馒头边吃边向“红医班”的大学课堂走去。

    “红医班”教室的门外还站着几位和我一样的“好奇者”，正在津津有味的向教室里观看。我趴在窗户外面向里面看去，原来课堂上正在上人体解剖课。讲台上放着一个很大的长方形白色搪瓷托盘，里面摆放着各个部位的人体器官标本。老师的手上带着白色的乳胶手套，一只手拿起了一块人体的后背，另一只手用镊子把皮肤掀开，给学生们讲解道：第一层叫表皮、表皮的下面一层叫真皮、再往下就是肌肉和骨骼了。在烫伤和烧伤的诊断时，我们就是根据表皮和真皮的损伤程度及面积大小来确定烫伤和烧伤的级别的。接着又用镊子夹起了人体的生殖器官，讲述起了在做绝育手术时应当注意的事项。

    亲眼见到活生生的人体被大卸八块摆放在这里，我既感到恶心又觉得很害羞。接下来的课程我实在是不敢听了。嘴里咀嚼的馒头再也咽不下去，只好吐掉了。

    晚饭时，我和“红医班”的老师们说起了这节课。老师们笑着对我说，你真是少见多怪，学医的人要是不了解人体解剖知识，怎么能做一名合格的医生？别说是你，学员们刚一开始也都不适应，慢慢的习惯了就好了。医生不了解人类自身的构造，怎能为患者看病？

接着老师们又说，你要是对人体解剖课感兴趣，就在教室里面给你留个座位让你当旁听生好了，何必趴窗户呢！

谢谢老师们的好意，我是再也不想听人体解剖课了。